上世紀七八十年代,蒙城縣城關居委會總會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副業(yè),如繡花、糊紙盒、縫紉、竹編等等手工活。這些手工勞動大部分是沒有車間的,一般是干活的人將半成品拿回去在自己家中完成,然后在規(guī)定時間內交活。這樣的工作主要分給一些沒有正式工作的家庭主婦,讓她們掙些碎錢貼補家用。
東南圓的紙盒奶奶,就是當年家庭婦女大軍中的一員。
紙盒奶奶姓蔣,住在老屋二進右邊廂房,她臉盤圓潤,沉靜,很有氣質。我住進老屋時,她五十來歲的樣子,永遠都是齊耳短發(fā),發(fā)質稍帶自然卷,干凈簡單的對襟布衫,那恬淡靜美的神情,至今回憶起來,仍有幾分民國女子的味道。
奶奶是外地人,她的丈夫瘦高帥氣,一副書生模樣。兩夫妻都是從外地落戶到蒙城的,政府分給他們家兩間房作為私宅安頓。
聽老屋的阿春說,奶奶過去是大家閨秀,裹過小腳,沒有工作,以前爺爺沒有生病時,一家人靠爺爺的工資生活,小日子也是滋潤的。后來爺爺生病,日子拮據,為了給爺爺治病,奶奶賣掉了隔壁一間老宅。再后來,奶奶在居委會找了份糊紙盒的活,在老屋二進的廳堂內搭起木板臺,一邊糊紙盒,一邊照顧爺爺。
糊紙盒是為了生計。那年代,糊紙盒的收入是很低的,但奶奶別無選擇,只能白天黑夜地糊,一分錢一分錢地賺。夏天,在廳堂糊紙盒,偶爾會有弄堂風穿過,可以避暑。最艱苦的是冬天,寒風擋都擋不住,二進的廳堂幽深陰冷,奶奶除了雙手長滿了凍瘡,臉頰上也長起凍瘡,即使是帶著帽子圍巾,圓圓的臉上還是兩坨凍瘡紅,一直到來年春暖花開才會慢慢褪去。
爺爺得的是不治之癥,我到老屋的頭兩年,還能見到爺爺在天井里曬太陽看書,面色蠟黃蠟黃的,文弱得緊。沒多久就不能行走,開始臥床治病。小時候,幫著蔣奶奶一起糊紙盒時,我曾闖進他們的臥室。臥室的光線是暗的,爺爺正臥床,見我進來,側著身子,邊咳嗽邊招呼我。我站在爺爺面前,呆呆地看著他瘦如枯竭、風燭殘年的樣子,后來被聞訊找來的家人一把將我從房間里拖了出來,告訴我,以后不準進蔣奶奶家的房間。當時不明所以,后來才知道,家人是不讓我到不干凈的地方,擔心被傳染。
我還是會經常去蔣奶奶那,并開始稱呼她為紙盒奶奶。從奶奶門屋進來穿過兩個天井,還有一個后門,紙盒奶奶家的側墻邊就是后門,后門繞出去是大街。弟弟妹妹每次來奶奶家時,都會纏著我一起玩躲迷藏,游戲規(guī)則是以后門為界,不能出了后門。弟弟妹妹躲來躲去,特別喜歡躲在紙盒奶奶家,用堆成小山的紙盒打掩護。紙盒奶奶也很樂意地讓我們串進串出,有時看我著急,會笑瞇瞇地一邊糊紙盒,一邊朝弟弟妹妹躲藏的角落打個眼神暗示我,讓我去找。
紙盒奶奶是喜歡孩子的,遺憾的是,她和丈夫膝下無子,也不知道兩人中是誰的問題。以前聽院里的人說,她曾經抱養(yǎng)過一個女兒,只是養(yǎng)女長大后對養(yǎng)父母的感情不深,極少來看望。紙盒奶奶也不強求。
紙盒奶奶不像老屋里的其他居民那樣,喜歡嘮嗑不停,她似乎融入不到大家的閑聊中去,始終一個人沉靜地生火做飯,一個人默默地糊紙盒。紙盒爺爺在病床上躺了一年多就走了,走的時候,棺材就放在老屋二進的過道上。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棺材。老人們都喜歡鬼神化,說人死后,陰氣重,會有魂魄回來。白天,老屋的住戶路過已是膽戰(zhàn)心驚,到了夜晚更是毛骨悚然。其實現在回憶起來,人們所害怕的不是裝死人的棺材,而是我們自己制造出來的恐懼。
不久,糊紙盒的木板臺面又架了起來,紙盒奶奶又重新開始糊紙盒。紙盒爺爺走后,原本安靜的紙盒奶奶就更安靜了,也不知道什么時候,她摔了一跤,摔壞了腿。居委會的人開始隔三差五來的送來半成品的紙盒模子,隔段時間再來收成品。我閑著沒事也會去幫奶奶糊紙盒,完全將糊紙盒當成一件趣事,每當我完成了一件紙盒,奶奶也都不用修修補補檢查驗收。紙盒奶奶與我交流的話并不多,只是經常會停下手中的活小憩一下,怔怔地看著我,笑笑,又繼續(xù)干活。
老屋再熱鬧,紙盒奶奶都是安靜的。我離紙盒奶奶靠一把高凳,兩手撐著移步地生活在老屋。記不清過了多少時日,當我再想起去看望她時,已是空空過道,過道里曾經布滿紙盒和漿糊的味兒,在空氣里散得一干二凈。(王帥)